“有个好消息，我确实是退休了，不过原因却不是那么的正常：因为战争爆发了。”
“对，是的，战争爆发了。我上面的人都死了，长官要么牺牲了要么逃走了，记载了我名字的名单也没有了。没有人再告诉我要保护什么了，也没有人再给我发军饷了。”
“所以我退休了。失忆后的我本来就对塞尔维亚没什么留恋，只不过埃利诺小姐在这里。我准备离开这里了，带着未来的妻子一起。”
“只是呢，在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你想逃避，就逃避得了的。我还是被卷入了战争，被卷入了那场二十四年前被称为【第一次欧罗巴大战】的战争。”
“那是1914年，我记得很清楚。”
“在那场战争中，我杀了很多人，也数次差点被别人杀掉。子弹差点击中了我的脑袋，弹片差点插入了我的心脏，坦克差点把我碾成肉酱。”
“但这一切都只是差点。最终的结果是，我在战斗中先一步将子弹射进了敌人的脑袋，先一步用刀刃刺穿了敌人的胸膛，先一步用炸药炸开了坦克的履带和舱室。我先一步干掉了对方，然后活了下来。“
“在经过了四年的战争后，欧洲各国之间突然停战了。那是1918年年末，我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处宣扬【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这可真是可笑至极。在这场战争中是有赢家的，那就是我。”
“我活了下来，而埃利诺小姐也被我保护得很好。我们安然无事，没有出现什么生离死别的场景，这可真是万幸。”
“在战争结束后，我决定前往俄罗斯，或者应该叫它【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我有一些朋友待在那里，所以我就去投奔他们，连带着埃利诺一起。她说要和我一直待在一起，连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我得承认，这句话虽然没什么好兆头，但确实挺浪漫的，真的很浪漫。”
“然后呢，当我们到苏俄的时候，我那个叫宁赫尔的朋友又说现在国内在打内战，咱们没安生日子可以过了。那是1919年，苏俄内战，我记得很清楚。”
“有点不幸的是，我朋友所处的阵营在内战中的情况似乎有点小小的不妙。没人，没枪，没炸药，也没多少粮食。开战初期甚至连续丢了好多个根据地，处境确实是有点危险。”
“所以我便帮了他们一点小忙，比如说刺杀敌军首领，毁坏敌方后勤路线，还有千里奔袭之类的小事情。杀人放火打军劫道无所不精，他们甚至还给我发了个金闪闪的红旗小勋章以资鼓励，挺好的。”
“好吧好吧，我确实得承认，这些事情听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经：但除了杀人外，我真的就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了。”
“用刀砍人，用枪射人，用棍锤人，用炮轰人。除了这些东西，我真的做不会其他事情了。在这方面我似乎真的很有天赋，动起手来真的很有效率。”
“之后嘛，我朋友所处的阵营自然是赢了。我不知道那些朋友们的政治倾向是啥，只知道他们的旗帜颜色是红色的，上面还画了黄色的镰刀和锤子标志。”
“说真的，我真觉得那个标志不是很好看——怎么说也得加个齿轮和十字长剑，红黄配色也得改成红黑配色才行。只可惜没人听我的，连我的朋友宁赫尔小姐也不赞同这个决定。”
“好吧，好吧。”
“等苏俄内战打完后，宁赫尔小姐便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名叫【肃反怠工委员会】的奇奇怪怪社会有活力团体，工资月结。这个叫萨布林的人答应了她的请求——我和埃利诺终究是要吃饭的嘛。”
“【肃反怠工委员会】领头的是一个名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外号叫【燃烧的钢铁】、简称【燃钢】的人。他是我的新上司，一个很酷的人，只可惜在1926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肃反怠工委员会】的工作可不少，即有剿灭叛乱、清除流氓黑帮的烂活，也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线、帮助妓女从良、救助战乱和饥荒造成的孤儿等好活。不过我接到的活大部分是前者，可能是因为那枚金闪闪红旗小勋章的缘故吧。”
“在1922年的那会儿，【肃反怠工委员会】被整顿为【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即【格别乌】。我的老天啊，他们竟然采纳了我的十字利剑方案作为格别乌部门的标志，真是令人感叹。”
“之后呢，我就这么呆在格别乌里干了十年，一直干到了1934年。格别乌的工作强度不低，但也就那样：不过是一些追捕逃犯，保卫政治要员，打击国外干涉势力的活。这些活我做起来得心映手，勋章拿了一枚又一枚。”
“在格别乌的工资虽然不是那么丰厚，但是待遇却不低：食宿免费，穿着出行有补贴。我和埃利诺还有一座政府发的屋子，三室两厅。那是我的老朋友宁赫尔小姐发的，她在苏联似乎有点小小的权力，可以在程序之内帮我谋一些小小的福利。”
“我确实得感谢咱亲爱的老朋友宁赫尔小姐，要不然我还弄不到这座通水通电的公寓式住宅。要是没有她，我指不定得一直住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格别乌总部大楼里，那里办公室的吊床睡起来可真不舒坦。”
“我承受得住，但埃利诺不行。尽管她一再强调女子也能顶半边天，要和我保持同样的工作环境。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心疼。心疼她，也心疼自己办公室扎的吊床，它已经因过度使用坏了好几次了。”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没能结婚——毕竟我不知道哪天自己的脑袋会离开下面的身体。我不想在对未来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结婚，起码得等到退休之后。埃利诺同意了。”
“实际上，格别乌的福利远不止衣食住行这些。在这十年里，我攒了不少的假期和工资，也用公款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华国，日本，德国，英国.......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旅行的时候途中突然收到上级的命令，在休假区域当地执行一些任务。例如在华国东北部狙击日本人，给雪山上的华国军队送稀缺药物，还有帮德国的左翼工人团体打击敌对组织......”
“淦，这不就是出差嘛。还说是什么公款旅游，这就是格别乌对内压榨成员劳动力，我到时候一定要向宁赫尔举报他们去。”
“好吧，好吧。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兢兢业业地为格别乌工作，一直干到了1934年。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大多喜欢更加新颖的，可以一连串向外泼水的连射冲锋枪，便携小巧的隐蔽手枪，或是高精度的私改狙击步枪。”
“但是呢，我却更喜欢一把上面带有尖锥的战术短棍，或者一把弹簧钢制的八英寸长短刀。不为什么，因为它们冰冷，可靠，在危机关头从不出现错误，和我一样。”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确实是对的。在1934年年末，苏联政治中心宁赫尔格勒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政治刺杀案件：一个脸上缠绕白色布条的人带着手枪闯进了斯莫尔尼宫内，准备刺杀一位叫谢尔盖·基洛夫的政治委员。”
“他确实是幸运的——在他闯入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安保人员手中的枪械统统发生了故障：弹匣脱落，护木炸开，枪管爆裂。子弹底火受潮，枪膛卡弹故障，还有突然破碎的枪身。我早就说了这些枪械不可靠，可我的同事们不听。”
“那个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刺杀目标就在他两米开外，所有人的枪械故障失灵，而他的枪口早就指向基洛夫的脑袋。事后检查发现，这名刺客使用的是达姆弹，击中人体会造成其大出血。如果他真的射中了，那么基洛夫的死亡几乎是肯定的。”
“这名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但很可惜，他碰到了我，一个擅长极近距离格斗的安保人员，一个左手拿着不足三尺的罐头刀朝他冲来的老家伙。”
“右臂格挡，缠手，肘击；刀柄握锥式持握，拳尖上砸，刀刃右划；换手，刀柄冰锥式持握，下凿。”
“三秒钟。对手开了两枪，我刺了两刀。他躺在了地板上，我站在地面上。他死了，我活着。他输了，我赢了。”
“不过很快，我便也跟着痛苦地跟着跪倒了地上。那名刺客开了两枪，很准。一枪击中了挡在基洛夫前的安保人员躯干部位，一枪击中了我的腿部大动脉。”
“1934年基洛夫枪击案，斯莫尔尼宫安保人员死亡一名，重伤一名。那名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但他碰到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碰到了【格别乌】。他可能是出门没看黄历或者儒略历，命犯三英尺长罐头刀和人墙吧。”
“在此之后，我就退休了。那颗该死的子弹划破了我的大腿肌腱，让我走起来一拐一跛的。非常好达姆弹，使我大腿肌肉旋转。”
“因为那颗该死的子弹，我不得不很长一段时间坐在轮椅上度过。又因为我擅长使用短棍攻击敌人，同事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轮椅棍哥】。挺好听的，下次别取了。”
“1935年年初，苏联格别乌高级外勤人员瓦列里·萨布林上校因伤退休。其后被苏维埃政府分配于国营汽车制造厂第四十二分厂，职位为生产自行车车轴的五号车间主任。”
“这是一个比较清闲的活儿，只用看着手底下的工人把自行车车轴打包装进车厢，核对数量，确认无误之后在纸上签字就行。”
“这活儿可正是太清闲了，我也在闲暇时交到了不少朋友，比如一个叫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病弱精神小伙，还有一个叫苏斯洛夫的文艺中二青年。他们倒是挺崇拜我的，但他们能不要老叫我【棍哥】就更棒了。”
“我就这么在汽车制造厂里干了一年，一直干到了1936年的十月份。当我像往常一样坐在轮椅上走向工厂大门时，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是苏斯洛夫，那个在苏联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部门干活的文艺青年。”
“【西班牙正在打仗！打内战！西班牙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内战。交战双方为效忠民选政府的共和军和人民阵线组成的左翼联盟，与之相对的是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长枪党人和保守派。】苏斯洛夫是这么说的。”
“这场内战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保守派对受到削弱不满，地主和保守派军官依然在政治界占多数力量等原因。贫富对立加剧，各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因阻碍重重而失败，这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的左右矛盾。”
“然后，所谓【长枪党人】，和他们的犯罪首领佛朗哥，叛变了。这是早有预料，也是早有预谋的。”
“当持法西斯主张的长枪党人决定率先发动政变时，大部分的军队便毫不犹豫的背叛共和派民选政府，主张拥护那些法西斯主义疯子和保守派。
战争刚开始，保守派军队就将西班牙本土武备的绝大部分纳入手中，对共和派形成明显优势。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葡萄牙独裁政府、甚至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也纷纷以出动干涉部队、志愿军、空运或弹药武器的形式对佛朗哥反动政府表示支持。
反观对面的共和派左翼联盟，却是各种缺人缺枪缺火力，派出去的剿灭叛军的部队更是接连反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陷入了持续被袭扰的状态，世人基本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以叛军胜利告终。马德里告急。”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没什么。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世界上又有新的战争出现了。】苏斯洛夫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没什么。我只是来告诉你们，这次西班牙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很危险。要小心他们。】苏斯洛夫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三个月前，德共党员威廉·明岑贝格呼吁向国际社会招募志愿者，前来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马德里。】沉默了一会儿，苏斯洛夫这么跟我说。”
“然后嘛......”
看着已经写到最后一页的日记本，瓦列里·萨布林笑了笑：“然后，我就来了。”
“我来到了马德里，和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来到了马德里。”
“我的朋友们都劝我不要来西班牙淌这趟浑水，更别提现在腿还瘸了。有两枚碎裂弹头嵌入了我的右大腿内，搞得我走路都只能一瘸一拐。我还马上就要结婚了，宁赫尔已经帮我和埃利诺办了婚礼的彩排，过两个月就可以正式领证了。”
“名誉，婚姻，财产；尊重，仰慕，爱戴。世人所困扰和疯狂的绝大部分事物，我都已经得到了。我有一栋通透明亮的房子，有一位长相厮守的妻子，还有着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我本不应为了其他国家的人而再次陷入战争，更不应该为了一种虚无飘渺的理念跨海而来。”
“但是......”转了一下手里的笔，萨布林笑了笑：“我还是来了。”
“【要相信历史会诚实地评判事件，你永远不要为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绝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批评而不行动的人。这些人都是伪君子——软弱无用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行动。】
【亲爱的，我希望你有勇气。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写给他，在我因西班牙内战牺牲之后。”
“但我没有孩子，这把是绝杀，换不得。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我说不定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但我还是来了，来到了西班牙，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来到这个早已陷入战火的马德里。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什么钱财和名声，而是为了一种人类内心深处的炽热与光辉——为理想而战。”
看着纸上的字迹，萨布林仿佛看到自己，看到了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我知道，此刻站在我对面的有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吃人无度的资本主义贵物，还有将人压榨干净的所谓【华胄贵族】。他们很强、很壮；有人、有枪、有炮，还有数倍于己的资源支持。”
“但是，他们此刻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整个世界的共产党员和整个世界为自由平等而战的人士。”
“苏联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华国的，日本的，越南的，印度的；亚洲的，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了西班牙为共和政府而战，保卫马德里。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工人团体和共产党员都参与了保卫马德里的斗争，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出国参战，国内宣传，游行示威，积极生产。那些法西斯主义分子所面对便是如此磅礴伟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个在1936年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一直在马德里地区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战斗的，平凡的苏联产业工人和民兵。在明天，也就是1938年6月20日，我将参与国际纵队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这将是我在西班牙参加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于破片和枪火硝烟之下，也不知道我的战斗是否有所成效，更不知道我牺牲后会不会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临。”
“但是，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可以笃定，可以永远相信的。那就是......”
深吸一口气，瓦列里·萨布林将笔放下，墨迹停留在了纸张的最后一行。
“那就是——死亡，从来不属于无产阶级。”
“死亡从来不属于无产阶级。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个平凡的工人和士兵。这就是我最后的遗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