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白父率兵攻上前线与共产党作战战败，却又带着副将三人满身狼狈地逃回来了。
那场战役，共产党带兵的是李敬辞。后来，他自己用军令惩罚了自己。
回来后白父却对此只字不提，只问白文君：“你还恨他吗？”
“从未恨过。”她答。父女俩心照不宣地知道彼此口中那人是谁，却都未点破。
似乎所有人都以为她恨他，实则不然，她对他从来没有恨意，更多的都想归于平淡。
就如对一个陌生的朋友一样，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很好。
又过了几年，仗越打越大，白家随白父的调令而从这搬走。
这座城有人来有人走，南城的故人散了，乱世战火纷飞之中，无人会再闲谈起当年的白家大小姐与李府的少年郎。
后来，与白文君相熟的人皆知她有个不可触碰的禁区，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1949年，战争彻底结束，伤痕累累的祖国终于迎来了新生的曙光。
这年，白文君随家人逃离大陆。
在高雄机场，她遗失了一个手提包，手提包内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信里有一个人本应有的百年。
1949年，BJ举行开国大典。同一天，五十岁的白文君领养了一个五岁的孤儿，取名“白思安”。
后来，七岁的白思安问五十二岁的白文君：“妈妈，老师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名字的来源，所以我为什么叫思安啊？”
“你啊，你是上天给妈妈的恩赐。至于名字，唔，”白文君笑了笑，声音温柔了岁月，“因为妈妈思念平安啊……”
1983年7月15日，一个大陆的年轻人来台湾，辗转找上了白思安，送来了一个手提包，包内有一封尘旧到泛黄的信。
“祖父当年在高雄捡到这个手提包时，发现了里面这封信，疑惑之下冒昧打开看了。然后他对我们说，这个手提包里的东西对您很重要，要我们务必找到失主。”年轻人解释道。
白文君颤抖着手接过，那双浑浊的眼中充盈着失而复得的喜悦，白思安连忙对人家表示感谢。
年轻人只摇摇头，看向白文君的眼中满是沉重肃穆的敬意，弯腰鞠了一躬，道了声“您辛苦了”才离去。
“妈，这个手提包有那么重要吗让您几十年念念不忘？这封信里有什么啊？”
白思安看着和家里被母亲珍藏在书房如出一辙的信不解。
“这手提包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这封信而已。这封信里，有一个人的百年啊。”
可白思安再问她也不再答，甚至连那封信她也未曾拆开看过。
1985年2月，白文君与世长眠，再未睁开眼过。
她走时在梦中，嘴角含着温和的笑。
好多年前的这天，是她和李敬辞第一次见面，在襁褓中的她一把抓住了五岁的李敬辞，至此约定了百年。
而她至死，也没踏上大陆重返她的故乡南城。
后来，白思安整理遗物时翻到了一个陈旧的记事本，记事本中夹着一张照片和那封信。
而白思安也终于从那个只写满了两个名字的记事本上知道了被白文君视作禁区的名字――
“李敬辞平安”
李敬辞，字平安。
白思安，原是白文君思念平安啊。